死的制度需要“活人”来执行
www.bz173.com 时间：2013/9/6 来源：www.bz518.com 巴中热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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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中热线讯 代课教师程兴贵因自己8年的教龄不被认可，纵身跳下50米的飞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这则新闻让人们再次将目光聚集到“临时工”身上。这个临时工的命运，让我们唏嘘不已，更多了几分无奈。除了同情，我们会问，本来是保障代课教师利益的一项惠民政策怎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呢？
代课教师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。文革后，国家教育事业百废待兴 ，当时的教育资源极为匮乏，因此一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被聘用为代课教师以解决师资的缺乏。后来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，教师队伍不断壮大，代课教师的身份、地位与收入水平越来越偏离正常轨道——这也是始终悬在代课教师心灵上一柄利刃。在如何有效解决代课教师去留等问题上，应该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。但从实施的情况来看，笼而统之的政策在西部贫困地区面临了不少障碍，遭遇了很多尴尬。或者说，顶层的制度设计是好的，但下边执行是走样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程兴贵等代课教师为了得到一笔一次性补偿款，其实这笔钱并不多，一年的教龄只补偿800多块钱，即便这样，还必须要自己提供证明材料来证明曾经的代课经历。这个“自我证明”可以憋倒很多英雄汉，是人为设置的一道障碍。显而易见，延津县教育部门的做法有违教育部的初衷。
自我证明代课经历，本无可厚非。但几十年的证明材料要完全收集起来而且被审核单位认可，却并不容易。 一方面，代课教师主观上没有保留那些资料的习惯和动机；另一方面，年代久远，难免有遗失，比如搬家，遭遇火灾等不幸。法院在判定一个人有罪的时候，要举出证据，他本人没有举证的义务；判定无罪的时候，被告人也无需提供自己无罪的证据。同样，相关部门在证明代课教师代课经历这一点上，可以主动作为，为什么非要让代课教师自己来提供？教师提供不全的相关部门应当补充提供，更不能蛮横地、傲慢地认为代课教师提供的证据是“废纸”。就因为是代课教师，是“体制外”的人就应该出难题吗？
应该说，程兴贵提供的证据是真实有效的。有8年没有工资单，他提供了由教委加盖了公章的教案，而且那个负责审核证明材料的王姓工作人员明确说是他当年签的字，但他拒绝认可程兴贵那8年的代课经历。而这一点也最终让老程走上了自绝之路。试问，盐津县教育主管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，既不主动承担补充举证的义务，又对关键证据视若不见，这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？我们再想象一下，他们是不是可以贪占这一笔补偿款呢?如果不想贪污，那就是不作为、乱作为，要承担相应的责任，甚至应该追究刑责。
其实，程兴贵的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。就算盐津县教育部门不认可程兴贵提供的证据，不是还有证人可以证明吗？就因为那位82岁的证人无法*行到教育局去替程兴贵证明，难道盐津县教育部门就不可以登门办理吗？这种个案比较少，盐津县教育部门要真的这么做了，群众会拍手称赞，正是一个宣传自我的好机会，也真正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。就因为某些人，手上有了一点点特权，开始自大起来，傲慢起来，办事一根筋，不顾群众的切身感受，既浪费了国家的行政资源，又玷污了公共服务的名声。这种人真的应该反思存在的价值。
行文至此本可以结束了，但作为社会个体，还不得不思考如何在复杂的社会里更从容地活着。人终究还是动物，免不了动物的属性。在我看来，“丛林法则”对人也是适用的。羸弱多病的动物无法在复杂的丛林生存。人类社会也一样，我们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社会地位，才有可能减少这种不公平。诚然，法治、公平、正义是社会的主旋律和终极目标，但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，就没有绝对的公平可言。与其抱怨社会的不公，还不如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。培养一专多能，也许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在我看来，代课教师这个群体是可悲的，他们拿着微薄的薪水，为什么还要踟蹰在这个没有希望的“囹圄”里呢？他们有的人当初可以转行，就象程兴贵的侄子一样，代课了三年就转行不干了，但却始终在代课这棵“树”上吊死。有时候，他们自己也耽误了自己。
程兴贵之死只是个案，但我们不希望有下一个“程兴贵”出现。人们常说，制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相关人员在落实政策时能更人性化一些，也许就可以避免这些悲剧。另外，生命宝贵，再走投无路了，也不要选择死，因为死容易，活着难，活着才有希望！（文/余博 巴中市巴州区委办公室）
代课教师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。文革后，国家教育事业百废待兴 ，当时的教育资源极为匮乏，因此一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被聘用为代课教师以解决师资的缺乏。后来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，教师队伍不断壮大，代课教师的身份、地位与收入水平越来越偏离正常轨道——这也是始终悬在代课教师心灵上一柄利刃。在如何有效解决代课教师去留等问题上，应该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。但从实施的情况来看，笼而统之的政策在西部贫困地区面临了不少障碍，遭遇了很多尴尬。或者说，顶层的制度设计是好的，但下边执行是走样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程兴贵等代课教师为了得到一笔一次性补偿款，其实这笔钱并不多，一年的教龄只补偿800多块钱，即便这样，还必须要自己提供证明材料来证明曾经的代课经历。这个“自我证明”可以憋倒很多英雄汉，是人为设置的一道障碍。显而易见，延津县教育部门的做法有违教育部的初衷。
自我证明代课经历，本无可厚非。但几十年的证明材料要完全收集起来而且被审核单位认可，却并不容易。 一方面，代课教师主观上没有保留那些资料的习惯和动机；另一方面，年代久远，难免有遗失，比如搬家，遭遇火灾等不幸。法院在判定一个人有罪的时候，要举出证据，他本人没有举证的义务；判定无罪的时候，被告人也无需提供自己无罪的证据。同样，相关部门在证明代课教师代课经历这一点上，可以主动作为，为什么非要让代课教师自己来提供？教师提供不全的相关部门应当补充提供，更不能蛮横地、傲慢地认为代课教师提供的证据是“废纸”。就因为是代课教师，是“体制外”的人就应该出难题吗？
应该说，程兴贵提供的证据是真实有效的。有8年没有工资单，他提供了由教委加盖了公章的教案，而且那个负责审核证明材料的王姓工作人员明确说是他当年签的字，但他拒绝认可程兴贵那8年的代课经历。而这一点也最终让老程走上了自绝之路。试问，盐津县教育主管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，既不主动承担补充举证的义务，又对关键证据视若不见，这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？我们再想象一下，他们是不是可以贪占这一笔补偿款呢?如果不想贪污，那就是不作为、乱作为，要承担相应的责任，甚至应该追究刑责。
其实，程兴贵的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。就算盐津县教育部门不认可程兴贵提供的证据，不是还有证人可以证明吗？就因为那位82岁的证人无法*行到教育局去替程兴贵证明，难道盐津县教育部门就不可以登门办理吗？这种个案比较少，盐津县教育部门要真的这么做了，群众会拍手称赞，正是一个宣传自我的好机会，也真正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。就因为某些人，手上有了一点点特权，开始自大起来，傲慢起来，办事一根筋，不顾群众的切身感受，既浪费了国家的行政资源，又玷污了公共服务的名声。这种人真的应该反思存在的价值。
行文至此本可以结束了，但作为社会个体，还不得不思考如何在复杂的社会里更从容地活着。人终究还是动物，免不了动物的属性。在我看来，“丛林法则”对人也是适用的。羸弱多病的动物无法在复杂的丛林生存。人类社会也一样，我们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社会地位，才有可能减少这种不公平。诚然，法治、公平、正义是社会的主旋律和终极目标，但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，就没有绝对的公平可言。与其抱怨社会的不公，还不如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。培养一专多能，也许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在我看来，代课教师这个群体是可悲的，他们拿着微薄的薪水，为什么还要踟蹰在这个没有希望的“囹圄”里呢？他们有的人当初可以转行，就象程兴贵的侄子一样，代课了三年就转行不干了，但却始终在代课这棵“树”上吊死。有时候，他们自己也耽误了自己。
程兴贵之死只是个案，但我们不希望有下一个“程兴贵”出现。人们常说，制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相关人员在落实政策时能更人性化一些，也许就可以避免这些悲剧。另外，生命宝贵，再走投无路了，也不要选择死，因为死容易，活着难，活着才有希望！（文/余博 巴中市巴州区委办公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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